●卷一一九·奏事录
〈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后。其曰“追书”者，乃已前事，忘其月日矣。〉
【论孙长卿为台谏所劾事】
孙侍郎长卿罢环庆路总管，拜集贤院学士，为河东都转运使。台谏交章论列长卿守边无状，宜加降黜。中书以长卿无败事，昨因朝廷起孙沔于致仕，欲委以西事，而长卿以岁满得代，无过可黜。而台谏论奏不已，最后贾中丞二章，六月十一日进呈。上厉声曰：“已行之事，何可改易！”臣修奏曰：“臣等不为已行难改。若朝廷果是除授不当，能用台谏之言改正，足以上彰陛下从谏之圣。至于臣等能不遂非而服义，改过不吝，圣贤所难，亦是臣等好事。但以长卿除授不为过当，若曲从台官之言，使彼衔冤受黜，于理岂安？故难行也？”韩公曰：“自陛下亲政已来，台谏所言，施行者少。外人之议，谓致人主有所谏之名者，是臣等之过。若其言有可行者，臣等岂敢不行？直以长卿无过，难徇言者滥行黜罚耳。”上皆然之。上又曰：“人言台谏夺权。”臣修奏曰：“此则为陛下言者过也。朝廷置台谏官，专为言事，若使默然，却是失职。苟以言事为夺权，则台谏无职可供矣。”
【辨蔡襄异议】
蔡侍郎襄，自给事中、三司使，除礼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、知杭州。初，上入为皇子，中外相庆，知大计已定矣。既而稍稍传云有异议者，指蔡公为一人。及上即位，始亲政，每语及三司事，便有忿然不乐之色。蔡公终以此疑惧，请出。既有除命，韩、曾二公因为上言：“蔡襄事出于流言，难以必信。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，可以为鉴也。”臣修亦启曰：“或闻蔡襄文字尚在禁中，陛下曾亲见之乎？”上曰：“文字即不曾见，无则不可知其必无。”臣修奏曰：“若无文字，则事未可知。就使陛下曾见文字，犹须更辨真伪。往时夏竦欲陷富弼，乃先令婢子学石介书字，岁余学成，乃伪作介与弼书，谋废立事。书未及上，为言者廉知而发之。赖仁宗圣明，弼得免祸。至如臣，自丁母忧服阕，初还朝时，有嫉臣者乃伪撰臣一札子，言乞沙汰内官，欲以激怒群阉。是时家家有本，中外喧传。亦赖仁宗保全，得至今日。由是而言，陛下曾见文字，犹须更辨真伪，何况止是传闻疑似之言，何可为信？”上曰：“官家若信传闻，蔡襄岂有此命？”
【独对语〈八月十四日〉】
是日，昭文与西厅赵侍郎皆在告，集贤私忌。臣修独对崇政殿，进呈文字毕，敛笏将退。上有所问。〈所问不录。〉臣修因奏曰：“近闻台谏累有文字，弹奏臣不合专主濮王之议。上荷陛下保全，知此议非臣所得独主，台谏文字既悉留中，言者于是稍息。”上曰：“参政性直，不避众怨，每见奏事时，或与二相公有所异同，便相折难，其语更无回避。亦闻台谏论事，往往面折其短，若似奏事时语。可知人皆不喜也，今后宜少戒此。”臣修对曰：“臣以愚拙，敢不如圣训。”上曰：“水灾以来，〈是月三日。〉言事者多云不进贤。”臣修曰：“近年以来，进贤之路太狭。此诚当今之患，臣每与韩琦等论议未合。”上曰：“何谓进贤路狭？中书常所进拟者，其人皆如何？”臣修对曰：“自富弼、韩琦当国以来，十数年间，外自提刑、转运，内则省、府之类，选擢甚精，时亦得人，比于往年，绝不同也。然皆钱谷、刑名强干之吏，此所谓用材也。如臣所言进贤之路，谓馆职也。”上曰：“如何？”臣修曰：“朝廷用人之法，自两制选居两府，〈今学士、舍人、待制，通谓之两制。〉自三馆选居两制。是则三馆者，辅相养材之地也。往时入三馆有三路，今塞其二矣，此臣所谓太狭也。”上曰：“何谓三路？”臣修曰：“进士高科，一路也。大臣荐举，一路也。因差遣例除，一路也。往时进士五人已上及第者，皆入馆职，第一人有及第才十年而至辅相者。今第一人及第者，两任近十年，方得试馆职。而第二人已下，无复得试。是高科一路塞矣。往时大臣荐举，随即召试。今但令上簿，候馆阁阙人与试。而馆阁人无员数，无有阙时，则上簿者永无试期。是荐举一路又塞矣。唯有因差遣例除者，半是年劳老病之人也。此臣所谓进贤之路太狭也。”后数日，上因中书奏事，遂处分，令择人试馆职。
【御药陈承礼监造衮冕事〈八月〉】
先是，三司奏：“造作诸物，旧属少府监、文思院、后苑作紫云楼下。近年多别置局，以内臣监作，各争占工匠。乞一切依旧，归于有司。”遂依奏。既而少府监申造衮冕，内批令御药院陈承礼监造。中书复奏。上以南郊日近，须内臣庶可办集。韩、曾二公奏以冲改近降指挥，不若令承礼就少府监作。上意未决。臣修奏曰：“此是陛下新降指挥。从来所患，朝令夕改。今若依前用承礼监作，只是移御药院置局就少府监中耳。如此，何害集事？”上遂曰：“可。”
【内降补僧官〈九月十九日〉】
先朝僧官有阙，多因权要请谒，内降补人。当时谏官、御史累有论列。先帝深悟其事，因著令僧职有阙，命两街各选一人，较艺而补。至是，鉴义有阙，中书已下两街选一人，未上。而内臣陈承礼以宝相院僧庆辅为请，内降令与鉴义，中书执奏以为不可。韩、曾二公极陈其事。臣修亦奏曰：“补一僧官，当与不当，至为小事，何系利害。但中书事已施行，而用内降冲改先朝著令，则是内臣干扰朝政。此事何可启其渐？”又奏曰：“宦女近习，自前世常患难于防制。今小事若蒙听许，后有大事，陛下必以害政不从。是初欲姑息，而反成怨望，若不绝之于渐。此一小事，陛下不以为意而从之，彼必自张于外，以谓为上亲信，朝政可回。在陛下目前似一闲事，外边威势不小矣。”上遽可中书所奏，令只依条例选试。臣修又奏曰：“事既不行，彼必有言‘万事只由中书，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’。陛下试思，从私请与从公议，孰为得失？”而韩、曾二公亦所陈甚多，上皆嘉纳也。
【又三事】
三司使、给事中蔡襄，除端明殿学士、尚书礼部侍郎、知杭州。初，上自濮邸立为皇子，中外欣然无间言。既即位，以服药故，慈寿垂帘听政，尝为中书言：“仁宗既立皇子，因追思鄂王等，悲伤涕泣。宦官、宫妾，争相荧惑。而近臣亦有异议者，可怪者，一二知名人也。”因言执政数人不顾家族以定社稷之计，而小人几坏大事。又云：“近臣文字，只在先帝卧床头，近日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。”然莫知为谁也。中书不敢问其姓名，但唯唯而退。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论议，尚莫知虚实。既而上疾愈亲政，数问襄如何人。一日，因其请朝假，上变色谓中书曰：“三司掌天下钱谷，事务繁多，而襄十日之中，在假者四五，何不别用人？”韩公已下共奏曰：“三司事无阙失，罢之无名。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，亦未有。”修奏曰：“襄母年八十余，多病。况其只是请朝假，不趁起居耳，日高后便却入省，亦不废事。”然每奏事，语及三司，未尝不变色。襄亦自云，每见上，必厉色诘责其职事。其后谅祚攻劫泾原，西边日有事宜。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，军须未备，三司当早选人。韩公等初尚挥解，上意不回，因奏待其陈乞，可以除移。初传者多端，或云上在庆宁已闻蔡异议，或云上入宫后亲见奏牍尚在。至是因蔡乞罢札子，韩公遂质于上。上曰：“内中不见文字。然在庆宁，即已闻之。”韩公曰：“事出蔼昧，若虚实未明，乞更审察。苟令襄以飞语获罪，则今后小人可以构害善人，人难立矣。”曾公曰：“京师从来善造谤议，一人造虚，而众人传之，便以为实。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，非惟臣下被祸，兼与国家为患。”修曰：“陛下以为此事果有果无？”上曰：“虽不见其文字，亦不能保其必无。”修曰：“疑似之谤，不唯无迹可寻，就令迹状分明，犹须更辨真伪。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，令其婢子学石介字体，久之学成，乃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。赖仁宗圣明，弼得保全。又如臣，至和末丁母忧服阕，初至阙下，小人中有嫉忌臣者，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稿，传布中外，家家有之，内臣无不切齿。只判铨得六日，为内臣杨永德以差船事，罢知同州，亦赖仁宗保全。未久，知其无罪，遂却留住至今。以此而言，就令有文字，犹须更辨真伪，况此无迹状，陛下幸不致疑。”韩、曾又各进说。上曰：“数家各有骨肉。”〈意谓异议若行，则执政被祸。〉又曰：“造谤者因甚不及他人？”据此，似圣意未解也。
仁宗既连失褒、豫、鄂三王，遂更无皇子。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，逾时不能御殿，中外忧恐。既而康复，自是言者常以根本为急，交章论述，每辄留中。故枢密副使包公拯、今翰林学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。其余不为外人所知者，不可胜数。今枢密富相与昭文韩相亦屡进说。虽余亦尝因大水言之，在初无采纳之意。如此五六年，言者亦已稍怠。嘉祐六年秋，余自枢庭过东府，忽见内降一封，乃谏官司马光言立皇子事。既而知江州吕诲亦有疏论述。昭文与集贤曾公及余晚议，来日当将上，相顾以为如何。韩公曰：“若上稍有意，即当力赞成之。”曾公与余偕曰：“此吾侪素所愿也。”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，二章读毕，未及有所启，仁宗遽曰：“朕有意多时矣，但未得其人。”余自为校勘，及在谏垣，忝两制，迨二十年，每进对，常极从容，至此始闻仁宗自称朕。既而又左右顾曰：“宗室中孰为可？”韩公惶恐对曰：“不惟宗室不接外人，臣等不知，此事岂臣下敢议，当出自圣择。”仁宗曰：“宫中尝养二子，小者甚纯，然近不惠，大者可也。”遂启曰：“其名谓何？”仁宗即道今上旧名，曰名某，今三十岁矣。余等遂力赞之，议乃定。余等将下殿，又奏曰：“此事至大，臣等未敢施行，请陛下今夕更思之，臣等来日取旨。”明日，奏事崇政殿，因又启之。仁宗曰：“决无疑也。”余等遂奏言：“事当有渐，容臣等商量所除官，来日再奏。”既退，遂议且判宗正。时今上犹在濮王丧，乃议起复，自大将军、遥郡团练使除泰州防御使。来日将上，仁宗大喜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二公与余又奏曰：“此事若行，不可中止，乞陛下断在不疑。仍乞自内中批出，臣等奉行。”仁宗曰：“此事岂可使妇人知？只中书行可也。”余等喜跃称贺，时六年十月也。命既出，今上再三辞避。有旨，候服除取旨。至七年二月一日，服除，今上坚卧称疾，前后十余让。至七月，韩公议曰：“宗正之命始出，则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也。不若遂正其名，使其知愈让而愈进，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，庶几肯受。”曾公与余皆以为然。及将上今累让表，仁宗问如何。韩公未对。余即前奏曰：“宗室自来不领职事，今外人忽见不次擢此子，又判宗正，则天下皆知陛下将立为皇太子也。今不若遂正其名，命立为皇子。缘防御使判宗正，降诰敕，〈御名〉得以坚卧不受。若立为皇子，只烦陛下命学士作一诏书，告报天下，事即定矣，不由〈御名〉受不受也。”仁宗沉思久之，顾韩公曰：“如此，莫亦好否？”韩公力赞之。仁宗曰：“如此，则须于明堂前速了当。”遂降诏书，立为皇子，仍更今名。自议皇子事，凡所奏请，皆余与西厅赵侍郎自书。其改名札子，余所书也。初择日旁十字，请仁宗点之，其最下一字，乃今名也，是仁宗亲点，今封在中书。今上自在濮邸，即有贤名。及迁入内，良贱不及三十口，行李萧然，无异寒士，有书数厨而已。中外闻者相贺。
嘉祐八年上元，京师张灯如常岁。岁常以十四日，上晨出，游幸诸宫寺，赐从臣饮酒，留连至暮而归。遂御宣德门，与从臣看灯，酒五行而罢。是岁自正初，上觉体中不佳。十四日，遂不晨出。至晚，略幸慈孝、相国两寺。御端门，赐从臣酒，三行止。自是之后，虽日视朝前后殿，而浸若不佳。既而韩虫儿事稍稍传于外，云去岁腊月，上闲居，见一宫婢汲井，有小龙缠其汲绠而出，以问左右，皆云不见。上独见之，以为异，遂召宫婢视之，乃宫正柳瑶真之私身韩虫儿也。其后柳夫人宿直阁中，明日下直，遣虫儿取夜直坐墩。上独处阁中，命召而幸之，遂有娠。虫儿自云上已幸我，取我臂上金钅足子一只，云：“尔当为我生子，以此为验。”外人所传如此。而虫儿于宫中，亦自道云：“上幸我，有娠。”又言金钅足子，上与黎伯使藏之矣。黎伯者，上所爱扶侍内臣黎永德也。是月二十七、八间，春寒微雨，上不御崇政殿，只坐延和，见群臣奏事，而殿中炽炉火，云圣体畏风寒。盖自上临御四十年，盛暑未尝挥扇，极寒未尝御火，至是，始见御前设炉火也。自是之后，上益不豫，至于大渐。今上即位于柩前，中外帖然，无一言之异。唯韩虫儿事籍籍不已，云大行尝有遗腹子，诞弥当在八、九月也。九月十七日，余以服药，请一日假家居。晚传内出宫女三人送内侍省勘，并召医官产科十余人、坐婆三人入矣。十九日，入对内东门小殿，帘前奏事，将退，太后呼黄门索韩虫儿案示中书。余等于帘前读之，见虫儿具招虚伪事甚详，云自正月至今，月水行未尝止，今方行也。医官、坐婆军令状皆云：“去岁腊月，黎永德奉使成都未还，不在阁中，而钅足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阈下。”太后使人监虫儿至埋所自掘之，深尺余，得金镯子一只，折为三段矣。合之，以比臂上者同。秤之，各重一两半，两钅足重轻又同。信为是矣。因以金钅足俾余等传看之。太后言问虫儿何为作此伪事？云以免养娘笞捶，庶日得好食耳，盖自虫儿言有娠，太后遣宫人善护之，日给缗钱二千，以市可食物。如此，至其月满无娠，始加穷诘耳。余等遂前奏曰：“虫儿事，外已暴闻。今其伪迹尽露，可以释中外之疑。在虫儿当勿留，庶外人必信也。”太后曰：“固当如是。”既而枢密院奏事帘前，示之如前。明日，福宁上大行谥册罢，见入内都知任守忠于廷中，云虫儿决臀杖二十，送承天寺充长发。
●卷一二○·濮议卷一
〈濮议序已载本集卷六十五，今存目删文。〉
英宗皇帝初即位，既覃大庆于天下，群臣并进爵秩，恩泽遍及存亡，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。惟濮安懿王，上所生父也，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，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，〈奏状具别卷。〉有旨宜俟服除，其议遂格。〈音阁。〉治平二年四月，上既释服，乃下其奏两制，杂学士、待制、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而已。〈其议状具别卷。〉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，当降制行册命，而制册有式，制则当曰：“某亲具官某，可赠某官，追封某国王。”其册则当曰：“皇帝若曰，咨尔某亲某官某，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。”而濮王于上父子也，未审制册称为何亲，及名与不名。乃再下其议，而珪等请称皇伯而不名。〈其议状具别卷。〉中书据《仪礼·丧服记》云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”，又据开元、开宝《礼》皆云“为人后者，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，为所后父斩衰三年。”是所生、所后皆称父母，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。又历检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，不幸多当衰乱之世，不可以为法。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，皆称其父为皇考。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，出于无稽，故未敢施行。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、光武故事，并录皇伯之议，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。未及集议，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，中书具对所以然，〈其札子具别卷。〉而上见皇太后手书，惊骇，遽降手诏罢议，而追崇之礼亦寝。后数日，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，其奏留中，已而台官亦各有论列。上既以皇太后之故，决意罢议，故凡言者一切留中。
上圣性聪睿英果，烛理至明，待遇臣下，礼极谦恭，然而不为姑息。台官所论濮园事既悉已留中，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，台官由此积忿，出怨言，并怒中书不为施行。中书亦尝奏云：“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，谓臣等壅塞言路，致陛下为拒谏之主。乞略与施行一二事。”上曰：“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，若台官所言可行，当即尽理施行，何止略行一二？若所言难行，岂当应副人情，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，岂不害事邪？”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，不敢更有所请。上仍问曰：“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？”韩琦已下相顾曰：“实无之。”因曰：“如此则未有。”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，锐于进取，务求速誉，见事辄言，不复更思职分，故事多乖缪，不可施行。是时京师大雨水，官私屋宇倒塌无数，而军营尤甚。上以军士暴露，圣心焦劳，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，夙夜劳心竭虑，部分处置，各有条目矣。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，初上殿，中外竦听所言何事。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，责中书何不速了，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。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，如纯仁所请，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，每员当直兵士四人，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，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，五百员监官。而未有瓦木笆箔，一并兴修未得。其狂率疏缪如此。故于中书聚议时，臣修不觉笑之，而台中亦自觉其非。后数日，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，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，不可施行，多类此。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，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。其忿戾如此，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。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曰：“近日台官言事，中书尽批进呈讫，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。”此语甚著，朝士相传以为戏笑，而台官益怏怏惭愤，遂为决去就之计，以谓因言得罪，犹足取美名。
是时人主圣德恭俭，举动无差失，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，未有事可决去就者，惟濮议未定，乃曰此好题目，所谓奇货不可失也，于是相与力言。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，皇伯、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，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，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，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。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，此事体大，况人主谦抑，已罢不议，有何过举可以论列？于是置而不问。台官群至中书，扬言曰：“相公宜早了此事，无使他人作奇货。”上亦已决意罢议，故言者虽多，一切不听。由是台官愈益愧耻，既势不能止，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，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，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，多引董宏、朱博等事，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，恣其丑诋。初，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，意已有不平，及台宪有言，遂翕然相与为表里。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，不知圣人重绝人嗣，凡无子者明许立后，是大公之道，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，畏人知者，皆讳其所生父母，以为当然，遂以皇伯之议为是。台官既挟两制之助，而外论又如此，因以言惑众云：“朝廷背弃仁宗恩德，崇奖濮王。”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：“待将濮王入太庙，换了仁宗木主。”中外汹汹，莫可晓谕。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，微有一言佑朝廷，便指为奸邪。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，议未及上，而台官交章弹之。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。久之，中书商量，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，以息群论，乃略草一事目进呈，乞依此降诏云：“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，群臣咸请封崇，而子无爵父之义，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，即园立庙，令王子孙岁时奉祠，其礼止于如此而已。”乃是岁九月也。〈忘其日矣。〉上览之，略无难色，曰：“只如此极好，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，且少待之。”是时渐近南郊，朝廷事多，台议亦稍中息，上又未暇白太后，中书亦更不议。及郊既罢，明年正月台议复作，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，乞降诏。上曰：“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，便可施行矣。”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书，云“濮王许皇帝称亲”，又云“濮王宜称皇，三夫人宜称后”，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，而称皇、称后二事，上亦不曾先有宣谕。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，但乞上直降诏施行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，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。此数事皆非上本意，亦非中书本意。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，惟曾公亮、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，相顾愕然，以事出不意，莫知所为，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。少顷琦至，不及交言，遂同上殿。琦前奏曰：“臣有一愚见，未知可否？”上曰：“如何？”琦曰：“今太后手书三事，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，而称皇、称后，乞陛下辞免。别降手诏止称亲，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、因园立庙、令王子孙奉祠等事，便载于手诏施行。”上欣然曰：“甚好。”遂依此降手诏施行。〈手诏具别卷。
初，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，云朝廷尊崇濮王，欲夺仁宗正统，故人情汹汹，及见手诏，所行礼数止于如此，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，遂更无异论。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，而吕诲等已纳告敕，杜门不出，其势亦难中止，遂专指称亲为非，益肆其诬罔，言韩琦交结中官苏利涉、高居简，惑乱皇太后，致降手书，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，乞行诛戮，以谢祖宗。其奏章正本进入，副本便与进奏官，令传布。诲等既欲得罪以去，故每对见，所言悖慢，惟恐上不怒也。上亦数谕中书云：“诲等遇人主，无复君臣之礼。”然上圣性仁厚，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，故屈意含容久之，至此知其必不可留，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，就家宣召。既决不出，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。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，以至称亲立庙，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，但虚怀恭己，一付大臣与有司，而惟典礼是从尔。其不称皇伯，欲称皇考，自是中书执议，上亦无所偏执。及诲等累论，久而不决者，盖以上性严重，不可轻回，谓已降手诏罢议，故称伯、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，非意有所偏执也。上尝谕韩琦等云：“昔汉宣帝即位八年，始议追尊皇考。昨中书所议，何太速也！”以此见上意慎礼，不敢轻议耳，岂欲过当追崇也？至于中书，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，欲一遵典故耳，其他追崇礼数，皆未尝议及者，盖皇伯、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，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。其后所议，止于即园立庙而已。如诲等广引哀、桓之事为厚诬者，皆未尝议及也。初，诲等既决必去之意，上屈意留之不可得。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，殊不识事体，遂扬言于人云：“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。”以此自夸，有得色。而吕诲亦谓人曰：“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，使我辈遮羞，亦不至决去。”由是言之，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，逐台官岂是上本意，而诲等决去，岂专为濮议邪？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，而不知濮事本末，不究诲等用心者，但谓以言被黜，便是忠臣，而争为之誉。果如诲等所料，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，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。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，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！呜呼，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，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，臣等之罪也，故直书其实，以备史官之采。
●卷一二一·濮议卷二
或问：“罢议之诏有权罢之文。议者谓权罢者，有待之言也。盖朝廷迫于皇太后，不得已而罢，故云权罢者，欲俟皇太后千秋万岁后，复议追崇耳。朝廷之意果如是乎？”答曰：“此厚诬之一事也。使朝廷果有此意，手诏虽无权字，他日别议追崇，何施不可，何必先露此意示人？是时台谏方吹毛求疵，以指为朝廷过失，若君臣果有此意，亦当深谋密计，岂肯明著诏令，以资言者之口？”
问者曰：“然则，何故云权罢？”答曰：“事体自当如此尔。追崇以彰圣君之孝而示天下也，本无中罢之理，今不得已而罢，当为迤逦之辞，故云权罢集议，更令礼官徐求典礼者，乃体当如此。此事人所易知，而吕诲等欲恐迫人主，故厚诬以有待之说也。先帝每语及此事，则不胜其愤，仰天而叹曰：‘天鉴在上，岂有此心！’”
或问：“皇太后既已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，而手书复有称皇、称后等事，议者谓韩琦交结高居简，惑乱皇太后，请降手书，其称亲、称皇、称后，皆非皇太后本意，果若是乎？”答曰：“手书非皇太后本意，事出禁中，非外人所得知也。若云因韩琦使高居简请降手书，则又厚诬也。何以明之？若手书是韩琦所请，既降出便合奉行，岂敢却有沮难，又请上别降手诏也。以此而言，但见韩琦沮止手书称皇、称后二事，不见琦请降手书也。”
问者又曰：“然则，出于上意乎？”答曰：“亦非也。若出于上意，亦当先谕中书商议，安得绝无一言及之？又若上意果有所主，而中书虽欲不奉行，犹须再三论列，方可回圣意，岂有韩琦一言，上即从之，略无难色？以此知上意不主也。”
问者又曰：“然则，称皇、称后，是哀、桓之事，中书以为非而不奉行者也。而吕诲表乃云‘致主之谋，不耻哀、桓之乱制’者，何谓也？”答曰：“此所以为厚诬也。且称亲、置园寝及称皇考，皆是汉宣、光武事，吕诲等指以为哀、桓之乱制，乃是指鹿为马尔。以此见其诬罔，何所不至也。据《汉书》，师丹上疏云：‘定陶恭皇谥号既已前定，义不可复改。’据此，则恭王称皇，乃师丹许以为是者，故云不复改尔。昨国家于濮王固自不议称皇，就使称皇，亦是师丹所许者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若此，则师丹当时与汉争论何事？”答曰：“董宏欲去定陶国号而止称恭皇，及欲立庙京师尔。此二事，是师丹所争也。盖恭皇之号，常系于定陶，则自是于诸侯国称皇尔，与汉不相干也。若止称恭皇而不系以国，则有进干汉统之渐。又立庙京师，则乱汉宗庙。此师丹不得不争也。昨濮王既不称皇而立庙止在濮园，事无差僭，而吕诲等动以师丹自比，不知朝廷有何过举，诲等果争论何事也？”
问者曰：“诲等所论者称亲也，称亲果是乎？”答曰：“称亲是矣，此乃汉宣故事也。谨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孙。初，丞相蔡义议称亲，谥曰悼，裁置奉邑而已。其后魏相始改亲称皇考，而立庙京师。至哀帝时，议毁汉庙不合礼经者，于是毁悼皇考庙在京师者。是时丞相平晏等百余人议：曰亲，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。由是言之，立庙京师则当毁，称亲置奉邑则自合经义也。所谓应经义者，即《仪礼》云‘为人后者其父母报’是也。亲者，父母之称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京师庙既毁，而又毁奉明园者，何也？”
答曰：“汉制，宗室诸侯王皆有园，悼皇考自合置园，初名奉明园，置奉邑三百家可矣。其后增为一千六百家，而改奉明园为县，则僭天子之制矣，故议毁之也。今国家追崇濮王，其礼数三而已：称亲一也，置园二也，立庙三也。称亲则汉儒所谓应经义者也，置园则汉宗室诸侯王之制也，立庙则一品家庙之制也。如汉诸王庙当在本国，今濮国虚名，无立庙处，故即园而立庙尔。其依经合古，可以为万世法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汉儒既以称亲为应经义，又以两统贰父为非者，何谓也？岂其议自相矛盾乎？”答曰：“两议皆是不相矛盾也。其初称亲而置邑也，止在下国，与汉朝不相干，故不违经义也。及其后立庙于京师，与汉祖宗并立。至元帝时，议毁亲尽之庙，时昭帝既以亲未尽不毁，悼皇考亦以亲未尽不毁，是则悼皇考与汉祖宗并为世数，此为两统贰父也。元帝既上承昭、宣，而又承悼皇考，为世所谓违离祖统者，其议皆是也。使悼皇考庙在奉明园，而不与汉朝宗庙相干，岂有两统贰父之说乎？”
问者曰：“父有贰乎？”答曰：“何止贰也。父之别有五，母之别有八，皆见于经与礼。而父之别曰父也、所生父也、所后父也、同居继父也、不同居继父也。不同居继父者，父死而母再适人，子从而暂寓其家，后去而异居矣，犹以暂寓其家之恩，终身谓其人为父。而所生父者，天性之亲也，反不得谓之父，是可谓不知轻重者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父母之名，果不可改乎？”对曰：“能深嫉为后者，尊其父母，莫如魏明帝也。明帝之诏曰：‘有谓考为皇、称妣为后者，大臣共诛之。’然则，称皇与后，是其所禁，而考妣之各虽明帝不能易也。明帝之不能易，是不可改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所生、所后父之名，徒见于礼文，而今世未尝用也。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，皆以所生父为伯叔久矣。一旦欲用古礼而违世异俗，其能使众论不喧乎？”答曰：“礼之废失久矣。始于闾阎鄙俚之人不知义礼者坏之，而士族之家因相习见，遂以成风。然国家之典礼则具存也。今士大夫峨冠束带，立于朝廷，号为儒学之臣，为天子议礼，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礼，〈谓《开宝通礼》、《五服年月》等书。〉而徇闾阎鄙俚之弊事，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。使臣以此得罪，臣固无惭而不悔也，况所谓以养子所生为伯叔父者，今但行于私家尔。有司之议礼议律，则未尝不遵典礼也。方礼官议以濮王来皇伯也，是时王子融卒。
初，故相王曾之无子也，以其兄子融之子绎为后。及子融之死也，礼官议绎服所生父齐衰期而心丧三年。夫以子融为所生父，是典礼也；以濮王为伯，是闾阎之所称也。两议并发于一时，而为臣下议则用典礼，为天子议则用闾阎，其任情颠倒有如此，而人莫与之辨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或谓所生父之名出于《丧服记》，止可为议服，而言其他不可称也。果若是乎？”答曰：“律言‘所养父杀其所生父，听其子告’者，又岂因议服而言乎？”
问者曰：“礼有明文，而世不用者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以立后为公，不畏人知，故不讳。不讳，则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。小人不知义礼，以养子为私，畏人知之，故讳其自有父母，欲一心以为我生之子，故唯恐讳之不密也。尝试论之曰：古之不幸无子，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，圣人许之，著之《礼经》而不讳也。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，讳之则不胜其欺与伪也。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之子，讳其父母而自欺，以为我生之子，曰不如此则不得其一志尽爱于我，而其心必二也。而为其子者，亦自讳其所生而绝其天性之亲，反视以为叔伯父，以此欺其九族，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序。凡物生而有知，未有不爱其父母者。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，曾禽兽之不若也；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，是大伪也。夫闾阎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亦已深矣，然而苟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惟圣人则不然，以为人道莫大于继绝，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，何必讳哉？所谓子者，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，故为人后者，必有所生之父，此理之自然也。其简易明白，不苟不窃，不欺不伪，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，圣人之法也。又以谓为人后者所承重，故加其服以斩，而所生之亲恩有屈于义，故降其服以期。服可降，父母之名不可讳，故著于《经》曰：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。’自三代以来，有天下国家者，莫不用之。”
问者曰：“以濮王称亲，则于仁宗之意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大哉！仁宗皇帝之至圣至明也！知立后为公，不畏人知而不讳也。故明诏天下曰，是濮安懿王之子也。然则，濮安懿王者为所生父可知矣。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，所谓简易明白，不苟不窃，不欺不伪者，圣人之法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议者以谓恭爱之心分施于彼，则不得专一于此也。〈此两制议称皇伯议状之文也。〉如是，则恭爱可专施于一而不分施于二也。使上之待濮王也，既不施恭，又不施爱，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，不亦过乎？”
答曰：“行路之人，遇其乡闾之长者与有德者，则必竦然有肃恭之容；遇其交游故旧久不相见者，则必欣然有欢爱之语。今遇其所生，而既不施恭，又不施爱，是不如行路之人也。忍为斯言者，谁乎？君子之为言也，度可行于己，然后可责于人。今斯人也偶不为人后耳，使其自度为人后，而能以不恭不爱待其父母，则能忍而为此言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为人后而不绝其所生之恩者，施于臣民可矣。施于国家，而有宗庙社稷之重，则将干乎正统，奈何？”答曰：“濮园之称亲立庙，今二岁矣，而与宗庙朝廷了不相关也。其于正统有何所干乎？于此足以见言者之诬罔也，复何疑乎！”
●卷一二二·濮议卷三
【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奏状】
韩琦等状奏：伏以出于天性之谓亲，缘于人情之谓礼。虽以义制事，因时适宜，而亲必主于恩，礼不忘其本，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奋《乾》之健，乘《离》之明，拥天地神灵之休，荷宗庙社稷之重。即位以来，仁施泽浃，九族既睦，万国交欢。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，宜有尊礼。取下受命先帝，躬承圣统，顾以大义，后其私恩，慎之重之，事不轻发。臣等忝备宰弼，实闻国论，谓当考古酌礼，因宜称情，使有以隆恩而广爱，庶几上以彰孝治，下以厚民风。臣等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、襄国太夫人韩氏、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，详处其当，以时施行。
◎附录
【两制礼官议状】
臣等谨按：《仪礼·丧服》“为人后者”，《传》曰“何以三年也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。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，妻之父母昆弟，昆弟之子若子”。若子者，言皆如亲子也。又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”，《传》曰“何以期也？不贰斩也，何以不贰斩也？持重于大宗者，降其小宗也”。又“为人后者为其昆弟”，《传》曰“何以大功也？为人后者，降其昆弟也”。以此观之，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不敢复顾私亲。圣人制礼，尊无二上。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，则不得专一于此故也。是以秦、汉以来，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，或推尊父母以为帝、后，皆见非当时，取讥后世。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。况前代入继者，多宫车晏驾之后，授立之策，或出母后，或出臣下。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，深惟宗庙之重，祗承天地之意，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，援以大业。陛下亲为先帝之子，然后继体承祧，光有天下。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，顾复之恩，然陛下所以负端冕，富有四海，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，皆先帝之德也。臣等愚浅，不达古今，窃以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，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。谯国太夫人、襄国太夫人、仙游县君，亦改封大国太夫人。考之古今，实为宜称。
【中书进呈札子】
准内降翰林学士王珪等奏“崇奉濮安懿王典礼，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。谯国太夫人、襄国太夫人、仙游县君，亦改封大国太夫人。考之古今，实为宜称”者。伏详王珪等所奏，未见详定濮安懿王当称何亲？名与不名？欲乞再下王珪等详定奏闻。
◎附录
【两制礼官再议称皇伯状】
臣等参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，楚王元佐以皇兄诏书不名。仁宗即位，泾王元俨以皇叔赞拜不名，天圣五年加诏书不名。此国朝崇奉尊属故事。今濮安懿王，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，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。谨具状闻奏，伏候敕旨。
【中书请集官再议进呈札子】
准内降翰林学士王珪等状称“臣等参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，楚王元佐以皇兄诏书不名。仁宗即位，泾王无俨以皇叔赞拜不名，天圣五年加诏书不名。此国朝崇奉尊属故事。今濮安懿王，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，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”者。臣等谨按《仪礼》“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”，及按令文与《五服年月》敕并云“为人后者，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。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齐衰期”，即出继之子，于所继、所生皆称父母。又汉宣帝、光武，皆称其父为皇考。今来王珪等议称皇伯，于典礼未见明有引据。伏请下尚书省，集三省、御史台官定议闻奏。
【称亲手诏】
朕面奏皇太后慈旨，为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久未施行，已降手书付中书。濮安懿王，谯国太夫人王氏、襄国太夫人韩氏、仙游县君任氏，令朕称亲，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，王氏、韩氏、任氏并称后。朕以方承大统，惧德不胜，称亲之礼，谨遵慈训，追崇之典，岂易克当？且欲以茔为园，增置吏卒守卫，即园立庙，俾王子孙主奉祠事。皇太后谅兹诚恳，即赐允从。宜令中书门下，依此施行。
【奏慈寿宫札子】
二十三日，中使韩和赍到皇太后实封札子一封付中书，为尚书省集议濮王典礼事。中书检勘，自皇帝登极后，应皇亲尊属，并各追封加赠，惟有濮王并夫人为是皇帝本生父母，合下有司检寻典礼并前代故事，遂具奏请。寻奉圣旨，候过谅ウ，别取旨。近自皇帝释服从吉，遂再奏乞下两制以上及太常礼院详定。寻据王珪等奏称，崇奉濮安懿王典礼，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。中书为未见议定合称何亲，再下详议。续据王珪等议称皇伯。中书检详《仪礼》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”，及令文与《五服年月》敕并云“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斩衰三年系义服，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系正服”，即出继之子，于所继、所生皆称父母，是古今礼律明文。其王珪等议称皇伯，即前代并无典故，须今奏乞下尚书省集官再议。只是令议合称呼何亲，所有合行尊崇典礼。未曾议及，今来忽蒙皇太后降出指挥。臣等窃恐是间谍之人，故要炫惑圣听，离间两宫，将前代已行典礼隐而不言，但进呈皇伯无稽之说，欲挠公议。臣等各是先朝旧臣，若于仁宗承继大统有碍事体，岂敢妄为，自取众人之罪？况今来已奉皇帝手诏，令权罢集议。臣等若不具述前后理道，虑皇太后不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议。若皇太后却欲亲见两府并百官理会，窃恐有亏圣德，兼臣等限以朝廷规制，亦必不敢对见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【榜朝堂手诏】
朕近奉皇太后慈旨，濮安懿王，令朕称亲，仍有追崇之命。朕惟汉宣帝本生父称曰亲，又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。既有典故，遂遵慈训，而不敢当追崇之典。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庙社稷之重，义不得兼奉其私亲，故但即园立庙，俾王子孙世袭濮国，自主祭祀，远嫌有别。盖欲为万世法，岂皆权宜之举哉。而台官吕诲等，始者专执合称皇伯、进封大国之议。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，历考前世，并无典据；进封大国，则又礼无加爵之道。向自罢议之后，诲等奏促不已，忿其未行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，立庙京师，干乱正统之事。皆朝廷未尝议及者，历加诬诋，自比师丹，意欲摇动人情，炫惑众听。以至封还告敕，擅不赴台，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，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。暨手诏之出，诲等则以称亲立庙，皆为不当。朕览诲等前疏，亦云生育之恩，礼宜追厚，俟祥礻覃既毕，然后讲求典礼，褒崇本亲。今反以称亲为非，前后之言，自相抵牾。继以尧俞等不顾义理，更相唱和，既挠权而恃众，复归过以取名。朕姑务含容，屈于明宪，止命各以本官补外。尚虑缙绅之间，士民之众，不详本末，但惑传闻。欲释群疑，理宜申谕，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，及进奏院遍牒告示，庶知朕意。
●卷一二三·濮议卷四
【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〈是岁十月撰，不曾进呈。〉】
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两制、礼官请称皇伯。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，理宜慎重，必合典故，方可施行，而皇伯之称，考于经史皆无所据。方欲下三省百官，博访群议，以求其当。陛下屈意，手诏中罢，而众论纷然，至今不已。臣以谓众论虽多，其说不过有三：其一曰宜称皇伯者，是无稽之臆说也；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是厚诬天人之言也；其三曰不当用汉宣、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，是不原本末之论也。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。
谨按《仪礼·丧服记》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。”报者，齐衰期也。谓之降服，以明服可降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。又按开元、开宝《礼》、国朝《五服年月》、《丧服令》皆云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所生父齐衰，不杖期。”盖以恩莫重于所生，故父母之名不可改；义莫重于所继，故宁抑而降其服。此圣人所制之礼，著之六经，以为万世法者，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。若所谓称皇伯者，考于六经无之，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，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，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，可谓无稽之臆说矣。夫《仪礼》者圣人六经之文，《开元礼》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，《开宝通礼》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，《五服年月》及《丧服令》亦皆祖宗累朝所定、方今天下共行之制。今议者皆弃而不用，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，此所以不可施行也。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。臣伏以上天降灾，皆主人事。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，多求阙政而修之，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，庶几以塞天谴。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，则天谴为形于上。今者濮王之议，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，用其无稽之臆说，欲定皇伯之称，中书疑其未可施行，乃考古今典礼，虽有明据，亦未敢自信而自专，方更求下外廷博议，而陛下遽诏中罢，欲使有司徐求典礼。是则臣下慎重如此，人君谦畏如此，君臣不敢轻议妄举，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，此臣所谓厚诬天也。议犹未决，仍罢不议，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，厚诬人也。其三引汉宣、哀之事者。臣谨按《汉书》宣帝父曰悼皇考，初称亲，谥曰悼，置奉邑、寝园而已。其后改亲称皇考，而立庙京师。皇考者，亲之异名尔，皆子称其父之名也，汉儒初不以为非也。自元帝以后，贡禹、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，数十年间，毁立不一。至哀帝时，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，云：“亲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。”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。所谓应经义者，即《仪礼》云“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”是也。惟其立庙京师，乱汉祖宗昭穆，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，宜毁也。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，立庙本国，师丹亦无所议。至其后立庙京师，欲去定陶，不系以国，有进干汉统之渐，丹遂大非之。故丹议云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，不得复改，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。然则称亲、置园，皆汉儒所许，以为应经义者，惟去其国号、立庙京师则不可尔。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，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，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。
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，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，方议名号犹未定，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。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、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，以为干乱大统，何其过论也！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，以乱祖宗昭穆，此诚可非之事。若果为此议，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，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。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，而中书亦初无此议，而言事者不原本末，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，而外廷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，但见言事者云云，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，信为然矣。是以众口一辞，纷然不止，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，牵引天灾，恐迫人主，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，反指以为奸邪之言。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，不欲与之争辨，而外廷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，是非之礼不辨，上下之情不通，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。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，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，非曲为之意也。盖自有天地以来，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，既有父而生，则不可讳其所生矣。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，是礼之所许也，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？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，立人之子以为后，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，盖不欺天、不诬人也。故为人后者，承其宗之重，任其子之事，而不得复归于本宗，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。至于丧服，降而抑之，一切可以义断。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，理不可易也，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。子为父母服，谓之正服。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，谓之降服，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，谓之义服。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，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，反为小功；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，反为义服；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，于礼虽降，犹为大功。是《礼》之齐衰期，今反为小功；《礼》之正服，今反为义服。上于濮王父也，反服小功；于宗懿等兄弟也，反服大功。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、叔父者，称之则礼制乖违，人伦错乱如此也。
伏惟陛下聪明睿圣，理无不烛，今众人之议如彼，中书之议如此。必将从众乎，则众议不见其可；欲违众乎，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。臣愿陛下霈然下诏，明告中外，以皇伯无稽，决不可称，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。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，皆非朝廷本议，庶几群疑可释。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，则虽孔、孟复生，不能复为之辨矣。
【为后或问上】
或问：“为人后者，不绝其所生之亲，可乎？”曰：“可矣。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。”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于经见之。”“何谓降而不绝？”曰：“降者所以不绝也，若绝则不待降也。所谓降而不绝者，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，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，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己者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。若于所后父为兄，则以为伯父；为弟，则以为叔父。如此，则如之何？”余曰：“吾不知其何所稽也。苟如其说，没其父母之名，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，则宗后世数，各随其远近轻重，自有服矣，圣人何必特为制降服乎？此余所谓若绝则不待降者也。稽之圣人则不然。昔者圣人之制礼也，为人后者，于其父母不以所后之父尊卑疏戚为别也，直自于其父子之间为降杀尔。亲不可降，降者降其外物尔，丧服是也。其必降者，示有所屈也，以其承大宗之重，尊祖而为之屈尔，屈于此以申于彼也。生莫重于父母，而为之屈者，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。所以勉为人后者，知所承之重，以专任人之事也。此以义制者也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临之以大义，有可以降其外物，而本之于至仁，则不可绝其天性。绝人道而灭天理，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。故圣人之于制服也，为降三年以为期，而不没其父母之名，以著于六经，曰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’。以见服可降，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。此所谓降而不绝者，以仁存也。夫事有不能两得，势有不能两遂，为子于此，则不得为子于彼矣。此俚巷之人所共知也，故其言曰‘为人后者为之子’。此一切之论，非圣人之言也，是汉儒之说也，及众人之所能道也，质诸礼则不然。方子夏之传《丧服》也，苟如众人一切之论，则不待多言也，直为一言曰‘为人后者为之子’，则自然视其父母绝若未尝生己者矣，自然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矣。奈何彼子夏者独不然也？其于传经也，委曲而详言之，曰‘视所后之某亲’。某亲则若子，若子者，若所后父之真子以自处，而视其族亲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也。故曰‘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，妻之父母昆弟，昆弟之子若子’，犹嫌其未备也，又曰‘为所后者之兄弟之子若子’，其言详矣。独于其所生父母不然，而别自为服，曰‘为其父母报’。盖于其所生父母不使若为所后者之真子者，以谓遂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，则视其所生如未尝生己者矣，其绝之不已甚乎！此人情之所不忍者，圣人亦所不为也。今议者以其所生于所后为兄者遂以为伯父，则是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矣。为伯父则自有服，不得为齐衰期矣，亦不得云‘为其父母报’矣。凡见于经而子夏之所区区分别者皆不取，而又忍为人情之所不忍者，吾不知其何所稽也。此大义也，不用礼经而用无稽之说可乎？不可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古之人皆不绝其所生，而今人何以不然？”曰：“是何言欤？今之人亦皆然也，而又有加于古焉。今《开宝礼》及《五服图》，乃国家之典礼也，皆曰‘为人后者，为其所生父母齐衰期’，服虽降矣，必为正服者，示父母之道在也。‘为所后父斩衰三年’，服虽重矣，必为义服者，示以义制也。而律令之文亦同《五服》者，皆不改其父母之名，质于礼经皆合，无少异。而《五服》之图又加以心丧三年，以谓三年者父母之丧也，虽以为人后之故，降其服于身，犹使行其父母之丧于其心，示于所生之恩不得绝于心也。则今人之为礼，比于古人又有加焉，何谓今人之不然也？”
【为后或问下】
问者曰：“子不能绝其所生，见于《经》，见于《通礼》，见于《五服》之图，见于律，见于令，其文则明矣。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事有不能两得，势有不能两遂，为子于此，则不得为子于彼，此岂非人情乎？”曰：“是众人之论也，是不知仁义者也。圣人之于人情也，一本于仁义，故能两得而两遂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，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。父子之道正也，所谓天性之至者，仁之道也。为人后者权也，权而适宜者，义之制也。恩莫重于所生，义莫重于所后，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，而未尝相害也。故人情莫厚于其亲，抑而降其外物者，迫于大义也；降而不绝于其心者，存乎至仁也。抑而降，则仁不害乎义；降而不绝，则义不害乎仁。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。彼众人者不然也，其为言曰‘不两得’者，是仁则不义，义则不仁矣。夫所谓仁义者，果若是乎？故曰不知仁义者，众人也。呜呼！圣人之以人情而制礼也，顺适其性而为之节文尔。有所强焉不为也，有所拂焉不为也，况欲反而易之，其可得乎？今谓为人后者，必绝其所生之爱，岂止强其所难而拂其欲也，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，曰‘尔所厚者为我绝之，易尔之厚于彼者，一以厚于此’，是其可以强乎？夫父母犹天地，其大恩至爱无以加者，以其生我也。今苟以为人后之故，一旦反视若未尝生我者，其绝之固已甚矣。使其真绝之欤，是非人情也；迫于义而绝之欤，则是仁义者教人为伪也。是故圣人知其无一可也。以谓进承人之重而不害于仁，退得申其恩而不害于义，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于为伪，惟降而不绝，则无一不可矣，可谓曲尽矣。夫惟仁义能曲尽人情，而善养人之天性，以济于人事，无所不可也。故知义可以为人后，而不知仁不绝其亲者，众人之偏见也。知仁义相为用，以曲尽人情，而善养人之天性，使不入于伪，惟达于礼者可以得圣人之深意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为人后而有天下者，不绝其所生，则将干乎大统，奈何？”曰：“降则不能干矣。自汉以来，为人后而有天下者，尊其所生多矣，何尝干于大统？使汉宣、哀不立庙京师以乱昭穆，则其于大统，亦何所干乎？”
【汉魏五君篇】
治平二年秋八月，京师大雨水，坏官私庐舍，而民被压溺者千余人。或谓：“是时方议濮王典礼，议者以谓天灾之应，信乎？”曰：“议犹未决，而天已降灾，杀人害物，此厚诬天人之言也，余已论之详矣。”
问者曰：“前世已验之事，如之何？”曰：“自汉以来，由诸侯入继大统之君多矣，不可遍举。今略举入继大统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，不追尊父母者三人，而试推以祸福之验，可以知之矣。其追尊所生者二人，曰汉宣帝也、光武也。宣帝初称其父曰亲，置园邑而奉之，汉儒以为应经义者也。光武称其父为皇考，立庙南阳而祭之，后世无非者。是皆进不干大统，退不绝本亲，最为得礼。而宣帝为前汉中兴之主，光武为后汉世祖，其德业隆盛，天下富安，享国长久。此二人者，追尊所生者也，天不降以祸而降之以福，生为明帝，殁享荣名，为万世所尊者也。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，曰魏废帝也、高贵乡公也、常道乡公也。魏自明帝无子，养齐王芳以为子，乃下诏后世有入继之主敢追尊父母者，大臣共诛之。故终魏之世，谨遵其约。然自明帝下诏后，连三世皆以宗子入继，皆不敢追尊其父母。其一曰齐王芳，立十六年而被废，谓之废帝。其次曰高贵乡公，立七年为司马文王所弑。其次曰常道乡公，立七年为晋所篡。魏遂以灭亡。此三人者，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，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祸，一被废，一被弑，一被篡，丧身亡国，为万世所悲者也。彼汉魏五君者，其享国盛衰长短，虽自有历数，系于天命，不系于追尊所生与不追尊也。然就以祸福推之，追尊者未必不享福，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祸也。”
【晋问】
或谓：“为人后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，考于六经与古今典礼，固无之矣。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，果无之乎？”曰：“有而不足法也。盖自汉以来，由藩侯入继大统，其为人后合礼而得正之君，皆无之也。惟五代晋出帝尝以其所生父为皇伯矣，此何足道也！彼出帝者立不以正，非为后继统之君也。盖其不当立而立，必绝其所生则得立，不绝则不得立，故不得已而绝之也。出帝父曰敬儒，高祖之兄也。敬儒早卒，高祖怜出帝孤而养以为己子，而高祖自有子五人。高祖疾病，以其子重睿托于大臣。及高祖崩，晋大臣背约，欲得长君，故舍重睿而立出帝。其义不当立，惟欺天下以为高祖真子，故得立，则其势岂敢复顾其所生父也哉？其以为皇伯者，不得已也。盖立不以正之君，又不得已而至此，其可为后世法哉？呜呼！五代之际，礼乐崩坏，三纲五常之道绝，先王之制度文章于是扫地矣，盖篡逆贼乱之始也。而晋氏尤甚，自高祖与契丹为父子，出帝以耶律德光则为祖，以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，是其可以人理责乎？是其可以为世法乎？出帝既立，不旋踵而契丹灭晋，迁其族于北荒，幽之黄龙府，举族饿死，永为夷狄之鬼。其灭亡祸败，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。议者谓汉哀、桓乱世不足为法可矣，若晋出帝者，果可为法乎？
●卷一二四·崇文总目叙释
【易类】
前史谓秦焚三代之书，《易》以卜筮而得不焚，及汉募群书，类多散逸，而《易》以故最完。及学者传之，遂分为三：一曰田何之《易》，始自子夏，传之孔子，卦、象、爻、彖与文言、说卦等，离为十二篇，而说者自为章句，《易》之本经也。二曰焦赣之《易》，无所师授，自言得之隐者，第述阴阳灾异之言，不类圣人之经。三曰费直之《易》，亦无师授，专以象、彖、文言等参解卦爻。凡以彖、象、文言杂入卦中者，自费氏始。田何之学，施、孟、梁丘之徒最盛。费氏初微，止传民间。至后汉时，陈元、郑众、康成之徒皆学费氏，费氏兴而田学遂息，古十二篇之《易》遂亡其本。及王弼为注，亦用卦、象相杂之经。自晋已后，弼学独行，遂传至今。然《易》比五经，其来最远。自伏羲画卦，下更三代，别为《三易》。其变卦五十有六，命名皆殊。至于七、八、九、六、筮占之法亦异。周之末世，夏、商之《易》已亡。汉初虽有《归藏》，已非古经，今书三篇，莫可究矣。独有《周易》，时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虽说者各自名家，而圣人法天地之则具存焉。
【书类】
《书》原于号令而本之史官，孔子删为百篇，断尧讫秦，序其作意。遭秦之故，孔子末孙惠，与济南伏胜，各藏其本于家。楚汉之际，胜失其所藏，但口以传授。胜既耄昏，乃缪合二十四篇为二十九，欧阳、夏侯之徒皆学之，写以汉世文字，号《今文尚书》。至武帝时，孔惠之《书》始出屋壁，百篇皆在，而半已磨灭，又皆科斗文字。惠孙安国以隶古定之，得五十八篇，为之作《传》，号《古文尚书》。至陈、隋之间，伏生之学废绝，而《孔传》独行。先是《孔传》亡其《舜典》，东晋梅赜颐乃以王肃所注伏生《舜典》足其篇。至唐孝明，不喜隶古，始更以今文行于世。
【诗类】
昔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，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经。秦、楚之际亡其六。汉兴，《诗》分为四：一曰鲁人申公作《训诂》，号《鲁诗》。二曰齐人辕固生作《传》，号《齐诗》。三曰燕人韩婴作《内·外传》，号《韩诗》。四曰河间人毛公作《故训传》，号《毛诗》。三家并立学官，而毛以后出，至平帝时始列于学。其后马融、贾逵、郑众、康成之徒皆发明毛氏，其学遂盛。魏、晋之间，齐、鲁之《诗》废绝，《韩诗》虽在而益微，故毛氏独行，遂传至今。韩婴之书至唐犹在，今其存者十篇而已，《汉志》婴书五十篇，今但存其《外传》，非婴传诗之详者，而其遗说时见于他书，与毛之义绝异，而人亦不信。去圣既远，诵习各殊，至于考《风》、《雅》之变正，以知王政之兴衰，其善恶美刺不可不察焉。
【礼类】
礼、乐之制，盛于三代，而大备于周。三代之兴，皆数百年，而周最久。始武王、周公修太平之业，画天下以为九服，上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有法度。方其郊祀天地，开明堂以会诸侯，其车旗服器，文章烂然，何其盛哉！及幽、厉之乱，周室衰微，其后诸侯渐大，然齐桓赐胙而拜，晋文不敢必请隧，以《礼》维持。又二百余年，《礼》之功亦大矣。下更战国，礼、乐殆绝。汉兴，《礼》出淹中，后戴诸儒，共为补缀，得百余篇。三郑、王肃之徒皆精其学，而说或不同。夫《礼》极天地、朝廷、宗庙、凡人之大伦，可谓广矣，虽二家殊说，岂不博哉！自汉以来，沿革之制，有司之传，著于书者，可以览焉。
【乐类】
三代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自周之末，其失已多，又经秦世灭学之暴，然《书》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得藏孔氏之家，《易》以卜筮不禁。而《诗》本讽诵，不专在于竹帛，人得口以传之。故独《礼》之于六经，其亡最甚。而《乐》又有声器，尤易为坏失。及汉兴，考求典籍，而《乐》最缺绝，学者不能自立，遂并其说于《礼》家书，为五经，流别为六艺。夫乐，所以达天地之和，而饬化万物，要之感格人神，象见功德。《记》曰：“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。”所以王者有因时制作之盛，何必区区求古遗缺。至于律吕、钟石，圣人之法，虽更万世，可以考也。自汉以来，乐之沿革，惟见史官之志，其书不备。隋、唐所录，今著其存者云。
【春秋类】
昔周法坏而诸侯乱，平王以后，不复雅而下同列国，吴、楚、徐夷，并僭称王，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。孔子生其末世，欲推明王道以扶周，乃聘诸侯，极陈君臣之理。诸侯无能用者，退而归鲁，即其旧史，考诸行事，加以王法，正其是非，凡其所书，一用周礼，为《春秋》十二篇，以示后世。后世学者传习既久，其说遂殊，公羊高、梁赤、左丘明、邹氏、夹氏，分为五家。邹、夹最微，自汉世已废，而三家盛行。当汉之时，《易》与《论语》分为三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礼》分为二，及学者散亡，仅存其一，而余家皆废。独《春秋》三《传》，并行至今。初，孔子大修六经之文，独于《春秋》，欲以礼法绳诸侯，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隐。学者不能极其说，故三家之《传》，于圣人之旨，各有得焉。太史公曰：“为人君者，不可不知《春秋》。”岂非王者之法具在乎。
【论语类】
《论语》者，盖孔子相与弟子时人讲问应答之言也。孔子卒，群弟子论次其言而撰之。汉兴，传者三家：鲁人传之，谓之《鲁论》。齐人传之，谓之《齐论》，而《齐论》增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，今文无之。出于孔子壁中者，则曰《古论》，有两《子张》。是三家者，篇第先后，皆所不同。考今之次，即所谓《鲁论》者也。
【小学类】
古者教学之法，八岁而入小学，以习六甲、四方、书数之艺，至于成童而后授经，儒者究极天地、人神、事物之理，无所不通，故其学有次第，而后大成焉。《尔雅》出于汉世，正名命物，讲说者资之，于是有训诂之学。文字之兴，随世转易，务趋便省，久后乃或亡其本，《三苍》之说始志字法，而许慎作《说文》，于是有偏旁之学。五声异律，清浊相生，而孙炎始作《字音》，于是有音韵之学。篆、隶、古文，为体各异，秦、汉以来，学者务极其能，于是有字书之学。先儒之立学，其初为法未始不详而明，而后世犹或讹失，故虽小学，不可阙焉。
【正史类】
昔孔子删《书》，上断《尧典》，下讫《秦誓》，著为百篇。观其尧、舜之际，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。三代已下，约束赏罚，而民莫敢违。考其典、诰、誓、命之文，纯深简质，丁宁委曲，为体不同。周衰史废，《春秋》所书，尤谨密矣。非惟史有详略，抑由时君功德薄厚，异世而殊文哉。自司马氏上采黄帝，迄于汉武，始成《史记》之一家。由汉以来，千有余岁，其君臣善恶之迹，史氏详焉。虽其文质不同，要其治乱兴废之本，可以考焉。
【编年类】
昔春秋之后，继以战国，诸侯交乱，而史氏废失，策书所载，纪次不完。司马迁始为纪、传、表、志之体，网罗千载，驰骋其文，其后史官悉用其法。《春秋》之义，书元最谨，一时无事，犹空书其首月，以谓四时不具则不足成年，所以上尊天纪，下正人事。自晋荀悦为《汉纪》，始复编年之体，学徒称之。后世作者，皆与正史并行云。
【实录类】
实录起于唐世，自高祖至于武宗，其后兵盗相交，史不暇录，而贾纬始作补录，十或得其二三。五代之际，尤多故矣，天下乖隔，号令并出，传记之士，讹谬尤多。幸而中国之君，实录粗备，其盛衰善恶之迹，较然而著者，不可泯矣。
【杂史类】
《周礼》：天子、诸侯皆有史官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杌》，考其纪事，为法不同。至于周衰，七国交侵，各尊其主，是非多异，寻亦磨灭，其存无几。若乃史官失职，畏怯回隐，则游谈处士亦必各记其说，以申所怀。然自司马迁之多闻，当其作《史记》，必上采《帝系》、《世本》，旁及战国荀卿所录，以成其书，则诸家之说，可不备存乎。
【伪史类】
周室之季，吴、楚可谓强矣，而仲尼修《春秋》，书荆以狄之，虽其屡进，不过子爵，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。三代之弊也，乱极于七雄并主；汉之弊也，乱极于三国；魏晋之弊也，乱极于永嘉以来；隋唐之弊也，乱极于五代。五代之际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而私窍名号者七国。及大宋受命，王师四征，其系累负质，请死不暇，九服遂归于有德。历考前世僭窃之邦，虽因时苟偷，自强一方，然卒归于祸败。故录于篇，以为贼乱之戒云。
【职官类】
尧、舜、三代建官，名数不同，而周之六官备矣。然汉、唐之兴，皆因秦、隋官号而损益之，足以致治兴化。由此而言，在乎举职勤事，代天治物而已。至于车服、印绶、爵秩、俸廪，因时为制，著于有司。《书》曰“无旷庶官”，又曰“允厘百工”。夫百官象物，奉职恭位，此虞舜所以端拱无为，而化成天下，可不重哉！
【仪注类】
昔汉诸儒，得古礼十七篇，以为《仪礼》，而《大射》之篇独曰“仪”，盖射主于容，升降揖让不可以失。《记》曰：“礼之末节，有司掌之。”凡为天下国家者，莫不讲乎三代之制，其采章文物，邦国之典，存乎礼官，秦汉以来，世有损益。至于车旗服器，有司所记遗文故事，凡可录者，皆附于史官云。
【刑法类】
刑者，圣人所以爱民之具也。其禁暴止杀之意，必本乎至仁，然而执梃刃刑人而不疑者，审得其当也。故法家之说，务原人情，极其真伪，必使有司不得铢寸轻重出入，则其为书不得不备。历世之治，因时制法，缘民之情，损益不常，故凡法令之要，皆著于篇。
【地理类】
昔禹去水害，定民居，而别九州之名，记之《禹贡》。及周之兴，画为九畿，而宅其中，内建五等之封，外抚四荒之表，《职方》之述备矣。及其衰也，诸侯并争，并吞削夺。秦汉以来，郡国州县，废兴治乱，割裂分属，更易不常。至于日月所照，要荒附叛，山川风俗，五方不同，行师用兵，顺民施政，考于图谍，可以览焉。
【氏族类】
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得姓命氏，由其德之薄厚。自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之先，皆同出于黄帝，而姓氏不同。其后世封为诸侯者，或以国为姓。至于公子公孙，官邑谥族，遂因而命氏。其源流次序，《帝系》、《世本》言之甚详。秦汉以来，官邑谥族不自别而为姓，又无赐族之礼。至于近世，迁徙不常，则其得姓之因与夫祖宗世次人伦之记，尤不可以不考焉。
【岁时类】
《传》曰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故尧、舜南面而治，考星之中，以授人时，秋成春作，教民无失。《周礼》六《官》亦因天地四时，分其典职。然则天时者，圣人之所重也。自夏有《小正》，周公始作《时训》，日星气节，七十二候，凡国家之政，生民之业，皆取则焉。孔子曰“吾不如老圃”，至于山翁野夫耕桑、树艺、四时之说，其可遗哉？
【传记类】
古者史官，其书有法，大事书之策，小事载之简牍。至于风俗之旧，耆老所传，遗言逸行，史不及书。则传记之说，或有取焉。然自六经之文，诸家异学，说或不同。况乎幽人处士，闻见各异，或详一时之所得，或发史官之所讳，参求考质，可以备多闻焉。
【儒家类】
仲尼之业，垂之六经，其道闳博，君人、治物、百王之用，微是无以为法。故自孟轲、扬雄、荀卿之徒，又驾其说，扶而大之。历世诸子，转相祖述，自名一家，异端其言，或破碎于大道。然计其作者之意，要之孔氏，不有殊焉。
【道家类】
道家者流，本清虚，去健羡，泊然自守，故曰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”，虽圣人南面之术不可易也。至或不究其本，弃去仁义，而归之自然，以因循为用，则儒者病之云。
【法家类】
法家者流，以法绳天下，使一本于其术。商君、申、韩之徒，乃推而大之，挟其说以干世主，收取功名。至其尊君抑臣，辨职分，辅礼制，于王治不为无益。然或狃细苛，持刻深，不可不察者也。
【名家类】
名家者流，所以辨核名实，流别等威，使上下之分不相逾也。仲尼有云“必也正名乎”，言为政之大本，不可不正者也。
【墨家类】
墨家者流，其言贵俭兼爱，尊贤右鬼，非命上同，此墨家之所行也。孟子之时，墨与杨其道塞路，轲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，兼爱而不知亲疏，故辞而僻之。然其强本啬用之说，有足取焉。
【纵横家类】
春秋之际，王政不明，而诸侯交乱。谈说之士，出於其间，各挟其术，以干时君。其因时适变，当权事而制宜，有足取焉。
【杂家类】
杂家者流，取儒、墨、名、法，合而兼之，其言贯穿众说，无所不通。然亦有补于治理，不可废焉。
【农家类】
农家者流，衣食之本原也。四民之业，其次曰农。稷播百谷，勤劳天下，功炳后世，著见书史。孟子聘列国，陈王道，未始不究耕桑之勤。汉兴，劭农勉人，为之著令。今集其树艺之说，庶取法焉。
【小说类】
《书》曰“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”，又曰“询于刍荛”，是小说之不可废也。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，故每岁孟春，以木铎徇于路，采其风谣而观之。至于俚言巷语，亦足取也。今特列而存之。
【兵家类】
《周礼·夏官》：司马掌军戎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。《书》之《洪范》：“八曰‘师’。”《易》之《系辞》：“取诸《睽》。”此兵之所由始也。汤、武之时，胜以仁义。春秋、战国，出奇狃变，其术无穷，自田齐始，著《司马之法》。汉兴，张、韩之徒，序次其书。武帝之世，杨仆又捃摭之，谓之《纪奏》。孝成命任宏，乃以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析为四种。由是，兵家之文，既修列矣。然而《司马之法》本之礼让，后世莫行焉。惟孙武之书，法术大详。考今之列，非特四种，又杂以卜筮、刑政之说，存诸篇云。
●卷一二五·于役志
景祐三年丙子岁，五月九日丙戌，希文出知饶州。
戊子，送希文，饮于祥源之东园。
壬辰，安道贬筠州。
甲午，师鲁贬郢州。
乙未，安道东行，不及送。余与君贶追之，不克。还，过君谟家，遂召穆之、公期、道滋、景纯夜饮。
丁酉，与损之送师鲁于固子桥西兴教寺，余留宿。明日，道卿、损之、公期、君贶、君谟、武平、源叔、仲辉，皆来会饮，晚乃归。余贬夷陵。
己亥，夜过邃卿家话别，邃卿病也。
庚子，夜饮君贶家，会者公期、君谟、武平、秀才范镇。道滋饮妇家，不来。
辛丑，舟次宋门。夜至公期家饮，会者君谟、君贶、景纯、穆之。道滋饮妇家，不来。
壬寅，出东水门，泊舟，不得岸，水激，舟横于河，几败。家人惊走登岸而避，遂泊亭子下。损之来奕棋饮酒，暮乃归。
癸卯，君贶、公期、道滋先来，登祥源东园之亭。公期烹茶，道滋鼓琴，余与君贶奕。已而，君谟来。景纯、穆之、武平、源叔、仲辉、损之、寿昌、天休、道卿，皆来会饮。君谟、景纯、穆之、寿昌遂留宿。明日，子野始来。君贶、公期、道滋复来，子野还家，饮皆留宿。君谟作诗，道滋击方响，穆之弹琴。秀才韩杰居河上，亦来会宿。
乙巳，晨兴，与宿者别。舟既行，武平来追，及至下锁，见之，少顷乃去。午，次陈留，登庾庙。
丙午，在陈留。
丁未，次南京。明日，留守推官石介、应天推官谢郛、右军巡判官赵衮、曹州观察推官蒋安石来，小饮于河亭，余疾不饮，客皆醉以归。
六月己酉，次柳子。
庚戌，过宿州，与张参约：泊灵壁镇，游损之园。会余有客住宿州，参先发，舣灵壁，待余不至，乃行。晚次灵壁，独游损之园，舟失水道，败。
辛亥，次青阳。
壬子，至于泗州。晚，与国器小饮州廨中。
癸丑，始见春卿。
甲寅、乙卯、丙辰，独在泗州，始食淮鱼。
丁巳，次洪泽，与刘春卿、同年黄孝恭相遇。始识大理寺丞李裕。洪泽巡检颜怀玉者，钱思公在洛时故吏。遂与四人者夜饮，五鼓罢。明日，食毕解舟，与饮者别，春卿复相送以前。晚入沙河，乘月夜行向山阳，与春卿联句。二鼓，宿闸下。黎明，元均来，遂至楚州，泊舟西仓，始见安道于舟中。安道会饮于仓亭，始食瓜，出仓北门看雨，与安道奕。
庚申，小饮舟中，会者元均、春卿、安道，余始饮酒。移舟舣城西门，门闭，泛月以归。
辛酉，安道解舟，不果别。与春卿奕于仓亭，晚，别春卿。
壬戌，与元均小饮仓北门舟中，夜宿仓亭。
癸亥，夕与元均坐水次纳凉，已而大风雨，震雹暴至。
乙丑，与隐甫及高继隆、焦宗庆，小饮水陆院东亭，看雨，始见荷花。
丙寅，与元均、隐甫饮于西仓。
丁卯，隐甫来会，登仓北偃上亭纳凉。迟客至，遂及元均小饮舟中，已而大风震雹，遂宿舟中。
戊辰，余生日，具酒为寿于舟中。
己巳，与元均泛舟北辰，会隐甫，小饮，宿仓亭。
庚午，同年朱公绰来自京师。
辛未，子聪来自寿州。夜饮仓亭，留宿。
壬申，泛舟，饮于北辰。
癸酉，隐甫来饮别。夜，与元均小饮，宿仓亭。
甲戌，知州陈亚小饮魏公亭，看荷花，与者隐甫、朱公绰。晚，移舟楚望亭。陈从益来自京师，见余于舟中，始闻君谟动静。秀才陈策来自京师，夜见余于楚望亭。作常州书。自泊西仓至于楚望，凡十有七日。
乙亥，次宝应。
丙子，至于高邮。
七月，丁丑，复见子聪，会饮弭节亭。
戊寅，遂与子聪同舟以前次邵伯。
己卯，至于扬州，遇秀才廖倚。夜，与倚及子聪饮观风亭。明日，子聪之润州，廖倚之楚州。伯起来，宿观风亭。
辛巳，与伯起饮溯渚亭，会者集贤校理王君玉、大理寺丞许元、太常寺太祝唐诏、祠部员外郎苏仪甫。
壬午，仪甫来，小饮观风亭，会者许元、唐诏、君玉。伯起先归。
癸未，与许元小饮溯渚亭，会者如壬午。伯起不来。
甲申，与君玉饮寿宁寺。寺本徐知诰故第，李氏建国，以为孝先寺，太平兴国改今名。寺甚宏壮，画壁尤妙，问老僧，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，尽朽漫之，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，尤为绝笔，叹息久之。
乙酉，小饮秀才吕有家，会者如壬午。伯起不来，余遂留宿。
丙戌，至于真州，大热，无水。
辛卯，饮僧于资福寺。移舟溶溶亭，处士谢去华援琴，待凉，以入客舟。
戊戌，入客舟，泊涵虚亭。
庚子，次江口。
辛丑，次长芦。
壬寅，夜，乘风次清凉寺。
癸卯，晨至江宁府。
八月，丙午，犹在江宁。
丁未，小饮君绩家。
己酉，小饮于水阁。
庚戌，次采石。
辛亥，阻风，与侍禁陈宗颜饮。
壬子，过太平州，夜，乘风宿带星口。
癸丑，过芜湖繁昌，宿慈母矶。
甲寅，乘风昼夜行。
丙辰，祷小姑山神，至江州。
丁巳，在江州，约陈侍禁游庐山。余病，呼医者，不果往。遂行，次郭家洲。
己未，阻风郭家洲，与沣阳县令赵师道饮村市，就村人市羊供膳不得。余疾，谋还江州，召庐山僧以医，不果。
庚申，次盘唐港。
辛酉，至蕲阳。
壬戌，小饮瞿家，会丹棱知县、著作佐郎范佑，蕲春主簿郭公美。
癸亥，次新冶。祷江神，得大鱼。
甲子，至于磁湖。
乙丑，犹在磁湖。自丁巳余体不佳，至是小间。
丙寅，至于黄州。
丁卯，与知州夏屯田饮于竹楼。兴国寺火，约余明日为社饮，不果。夜登江澳，次漆磁。
戊辰，次双柳夹。
己巳，次白杨夹。
庚午，至于鄂州，始与令狐修己相识。
辛未，遣人之黄陂，召家兄，大风雨，不克渡江而还。
壬申，小饮修己家，遂留宿。明日，家兄来见余于修己家。始中酒，睡兄家。
甲戌，饮于兄家。
乙亥，饮令狐家。夜过兄家会宿。
九月，丙子，次沌口。
丁丑，次昭化港。夜大风，舟不得泊，祷江神。
戊寅，次穿石矶。夜大风击舟，不得寝。
己卯，至岳州。夷陵县吏来接，泊城外。
庚辰，假舟于邵暧。
辛巳、壬午，入官舟。
癸未，入荆江，次李家洲。
甲申，次乌沙。
乙酉，次鲁γ。
丙戌，次塔子口，观鱼，望五鹅、尘角、望夫诸山。
丁亥，次石首，夜大风。
戊子，阻风。
壬辰，次公安渡。
●卷一二六·归田录卷一〈计六十条〉
〈归田录序已载本集卷四十二，今存目删文。〉
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，至佛像前烧香，问当拜与不拜？僧录赞宁奏曰：“不拜。”问其何故？对曰：“见在佛不拜过去佛。”赞宁者颇知书，有口辩。其语虽类俳优，然适会上意，故微笑而颔之，遂以为定制，至今行幸焚香，皆不拜也。议者以为得礼。
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，而制度甚精，都料匠预浩所造也。塔初成，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，人怪而问之。浩曰：“京师地平无山，而多西北风，吹之不百年，当正也。”其用心之精盖如此，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，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，有《木经》三卷行于世。世传浩惟一女，年十余岁，每卧，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，如此逾年，撰成《木经》三卷，今行于世者是也。
国朝之制，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。有国以来百年，不试而命者才三人，陈尧佐、杨亿及修忝与其一尔。
仁宗在东宫，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。其居在宋门外，俗谓之浴堂巷，有酒肆在其侧，号仁和，酒有名于京师，公往往易服微行，饮于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将有所问，使者及门，而公不在。移时，乃自仁和肆中饮归，中使遽先入白，乃与公约曰：“上若怪公来迟，当托何事以对，幸先见教，冀不异同。”公曰：“但以实告。”中使曰：“然则当得罪。”公曰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也。”中使嗟叹而去。真宗果问，使者具如公对。真宗问曰：“何故私入酒家？”公谢曰：“臣家贫，无器皿，酒肆百物具备，宾至如归。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，遂与之饮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无识臣者。”真宗笑曰：“卿为宫臣，恐为御史所弹。”然自此奇公，以为忠实可大用。晚年，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，公其一也。其后章献皆用之。
太宗时，亲试进士，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。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，皆有时名。庶几文思敏速，何尤苦思迟。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，为文不求义理，惟以敏速相夸，因言庶几与举子于饼肆中作赋，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。太宗闻之大怒，是岁殿试，庶几最先进卷子，遽叱出之，由是何为第一。
故参知政事丁公度、晁公宗悫，往时同在馆中，喜相谐谑。晁因迁职，以启谢丁。时丁方为群牧判官，乃戏晁曰：“启事更不奉答，当以粪墼一车为报。”晁答曰：“得墼胜于得启。”闻者以为善对。
石资政中立好谐谑，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。尝因大朝，遇荆王迎授东华门，不得入，遂自左掖门入。有一朝士，好事语言，问石云：“何为自左〈去声〉掖门入？”石方趁班，且走且答曰：“只为大〈音〉王迎授。”闻者无不大笑。杨大年方与客棋，石自外至，坐于一隅。大年因诵贾谊《赋》以戏之云：“止于坐隅，貌甚闲暇。”石遽答曰：“口不能言，请对以臆。”
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，云：“冯相道、和相凝同在中书。一日，和问冯曰：‘公靴新买，其直几何？’冯举左足示和，曰‘九百’。和性褊急，遽回顾小吏云：‘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？’因诟责久之。冯徐举其右足曰‘此亦九百’。于是烘堂大笑。时谓宰相如此，何以镇服百僚？”
钱副枢若水尝遇异人传相法，其事甚怪，钱公后传杨大年。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。仲简，扬州人也，少习明经，以贫，佣书大年门下。大年一见奇之，曰：“子当进士及第，官至清显。”乃教以诗赋。简天禧中举进士，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、天章阁待制以卒。谢希深为奉礼郎，大年尤喜其文。每见，则欣然延接，既去，则叹息不己。郑天休在公门下，见其如此，怪而问之。大年曰：“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寿尔。”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，以启事谒见大年，有云：“曳铃其空，上念无君子者；解组不顾，公其如苍生何。”大年自书此四句于扇，曰：“此文中虎也。”由是知名。
太祖时，郭进为西山巡检。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，将有异志者。太祖大怒，以其诬害忠臣，命缚其人予进，使自处置。进得而不杀，谓曰：“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，不止赎尔死，当请赏尔一官。”岁余，其人诱其一城来降。进具其事，送之于朝，请赏以官。太祖曰：“尔诬害我忠良，此才可赎死尔，赏不可得也。”命以其人还进。进复请曰：“使臣失信，则不能用人矣。”太祖于是赏以一官。君臣之间盖如此。
鲁肃简公立朝刚正，嫉恶少容。小人恶之，私目为鱼头。当章献垂帘时，屡有补益，谠言正论，士大夫多能道之。公既卒，太常谥曰“刚简”。议者不知为美谥，以为因谥讥之，竟改曰“肃简”。公与张文节公知白当垂帘之际，同在中书，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。而鲁尤简易，若曰“刚简”，尤得其实也。
宋尚书祁为布衣时，未为人知。孙宣公一见奇之，遂为知己。后宋举进士，骤有时名，故世称宣公知人。公尝语其门下客曰：“近世谥用两字，而文臣必谥为‘文’，皆非古也。吾死得谥曰‘宣’若‘戴’足矣。”及公之卒，宋方为礼官，遂谥曰“宣”，成其志也。
嘉祐二年，枢密使田公况罢为尚书右丞、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。罢枢密使当降麻，而止以制除。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，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，亦不降麻，遂以为故事。真宗时，丁晋公谓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、参知政事，节度使当降麻，而朝议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，除仆射，乃降麻。庞籍罢节度使，除观文殿大学士，又不降麻。盖无定制也。
宝元、康定之间，余自贬所还过京师，见王君贶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归。余时在坐，见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，呈榜子称不敢求见。舍人遣人谢之而去。至庆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礼已废。然三衙管军臣僚，于道路相逢，望见舍人呵引者，即敛马驻立。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，急遣人谢之。比舍人马过，然后敢行。后予官于外，十年而还，遂入翰林为学士。见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复如当时，与学士相逢，分道而过，更无敛避之礼。盖两制渐轻，而三卫渐重。旧制：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。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止置马军指挥使、步军指挥使以来，侍卫一司自分为二，故与殿前司列为三衙也。五代军制，已无典法，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。
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，曰“宋通元宝”。至宝元中，则曰“皇宋通宝”。近世钱文皆著年号，惟此二钱不然者，以年号有宝字，文不可重故也。
太祖建隆六年，将议改元，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，于是改元乾德。其后因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，以问学士窦仪，仪曰“此伪蜀时年号也”。因问内人，乃是故蜀王时人。太祖由是益重儒士，而叹宰相须用读书人。
仁宗即位，改元天圣。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，议者谓撰号者取“天”字，于文为二人，以为二人圣者，悦太后尔。至九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为“明”字，于文日月并也，与二人旨同。无何，以犯契丹讳，明年遽改曰景祐。是时，连岁天下大旱，改元诏意，冀以迎和气也。五年，因郊，又改元曰宝元。自景祐初，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，遂请加景祐于尊号之上。至宝元，亦然。是岁，赵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。朝廷恶之，遽改元曰康定，而不复加于尊号。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。明年，又改曰庆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九，于是又改元曰皇祐，犹景祐也。六年，日蚀四月朔，以谓正阳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元曰至和。三年，仁宗不豫，久之康复，又改元曰嘉祐。自天圣至此，凡年号九，皆有谓也。
寇忠愍公准之贬也，初以列卿知安州，既而又贬衡州副使，又贬道州别驾，遂贬雷州司户。时丁晋公与冯相拯在中书，丁当秉笔，初欲贬崖州，而丁忽自疑，语冯曰：“崖州再涉鲸波如何？”冯唯唯而已，丁乃徐拟雷州。及丁之贬也，冯遂拟崖州。当时好事者相语曰：“若见雷州寇司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”比丁之南也，寇复移道州，寇闻丁当来，遣人以羊逆于境上，而收其僮仆，杜门不放出。闻者多以为得体。
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刚劲寡合。有恶之者，以事谮之。大年在学士院，忽夜召见于一小阁，深在禁中。既见，赐茶，从容顾问。久之，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：“卿识朕书迹乎？皆朕自起草，未尝命臣下代作也。”大年惶恐，不知所对，顿首再拜而出，乃知必为人所谮矣。由是佯狂，奔于阳翟。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眷顾无比，晚年恩礼渐衰，亦由此也。
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，在中书最为贤相，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。公尝语尹师鲁曰：“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当？”闻者叹服，以为名言。
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，有大臣体，尝曰：“吾为相，无他能，唯不改朝廷法制，用此以报国。”士大夫初闻此言，以谓不切于事。及其后当国者，或不思事体，或收恩取誉，屡更祖宗旧制，遂至官兵冗滥，不可胜纪，而用度无节，财用匮乏，公私困弊。推迹其事，皆因执政不能遵守旧规，妄有更改所致。至此，始知公言简而得其要，由是服其识虑之精。
陶尚书谷为学士，尝晚召对。太祖御便殿，陶至，望见上，将前而复却者数四，左右催宣甚急，谷终彷徨不进。太祖笑曰“此措大索事分”，顾左右取袍带来，上已束带，谷遽趋入。
薛简肃公知开封府，时明参政镐为府曹官，简肃待之甚厚，直以公辅期之。其后，公守秦益，常辟以自随，优礼特异。有问于公，何以知其必贵者？公曰：“其为人端肃，其言简而理尽。凡人简重则尊严，此贵臣相也。”其后，果至参知政事以卒。时皆服公知人。
腊茶出于剑、建，草茶盛于两浙。两浙之品，日注为第一。自景祐已后，洪州双井白芽渐盛，近岁作尤精，囊以红纱，不过一二两，以常茶十数斤养之，用辟暑湿之气，其品远出日注上，遂为草茶第一。
仁宗退朝，常命侍臣讲读于迩英阁。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，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至诸侯淫乱事，则略而不说。上问其故，贾以实对。上曰：“六经载此，所以为后王鉴戒，何必讳？”
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，召为参知政事。中书以丁节度使，召学士草麻。时盛文肃为学士，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，遂以制除。丁甚恨之。
寇忠愍之贬，所素厚者九人，自盛文肃已下，皆坐斥逐。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，丁晋公怜其才，曲保全之。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，独于大年能全之，大臣爱才，一节可称也。
太祖时，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，使捍北虏，与兵三千而已。然其齐州赋税最多，乃以为齐州防御使，悉与一州之赋，俾之养士。而汉超武人，所为多不法，久之，关南百姓诣阙，讼汉超贷民钱不还，及掠其女以为妾。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，赐以酒食，慰劳之，徐问曰：“自汉超在关南，契丹入寇者几？”百姓曰：“无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往时契丹入寇，边将不能御，河北之民岁遭劫虏，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？今汉超所取，孰与契丹之多？”又问讼女者曰：“汝家几女，所嫁何人？”百姓具以对。太祖曰：“然则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汉超者，吾之贵臣也，以爱汝女则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。与其嫁村夫，孰若处汉超家富贵？”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。太祖使人语汉超曰：“汝须钱，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？”乃赐以银数百两，曰：“汝自还之，使其感汝也。”汉超感泣，誓以死报。
仁宗万几之暇，无所玩好，惟亲翰墨，而飞白尤为神妙。凡飞白，以点画象物形，而点最难工。至和中，有书待诏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，自谓穷尽物象。上亦颇佳之，乃特为“清净”二字以赐之，其六点尤为奇绝，又出三百点外。
仁宗圣性恭俭，至和二年春，不豫。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，见上器服简质，用素漆唾壶盂子，素磁盏进药，御榻上衾褥皆黄纟，色已故暗，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黄纟也，然外人无知者，惟两府侍疾，因见之耳。
陈康肃公尧咨善射，当世无双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尝射于家圃，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，久而不去，见其发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颔之，康肃问曰：“汝亦知射乎，吾射不亦精乎？”翁曰：“无他，但手熟尔。”康肃忿然曰：“尔安敢轻吾射？”翁曰：“以我酌油知之。”乃取一葫芦，置于地，以钱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沥之，自钱孔入而钱不湿，因曰：“我亦无他，惟手熟尔。”康肃笑而遣之。此与庄生所谓解牛、斫轮者何异。
至和初，陈恭公罢相，而并用文、富二公，〈彦博、弼。〉正衙宣麻之际，上遣小黄门密于百官班中，听其论议。而二公久有人望，一旦复用，朝士往往相贺。黄门具奏，上大悦。余时为学士，后数日，奏事垂拱殿。上问新除彦博等外议如何，余以朝士相贺为对。上曰：“自古人君用人，或以梦卜。苟不知人，当从人望，梦卜岂足凭邪？”故余作文公批答云：“永惟商、周之所记，至以梦卜而求贤，孰若用缙绅之公言，从中外之人望者？”具述上语也。
王元之任翰林，尝草夏州李继迁制，继迁送润笔物，数倍于常。然用启头书送，拒而不纳，盖惜事体也。近时舍人院草制，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，必遣院子诣门催索，而当送者往往不送。相承既久，今索者、送者，皆恬然不以为怪也。
内中旧有玉石三清真像，初在真游殿，既而大内火，遂迁于玉清昭应宫。已而玉清又大火，又迁于洞真。洞真又火，又迁于上清。上清又火，皆焚荡无孑遗，遂迁于景灵。而宫司、道官相与惶恐上言：“真像所至辄火，景灵必不免，愿迁他所。”遂迁于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，而都人谓之行火真君也。
丁文简公度罢参知政事，为紫宸殿学士，即文明殿学士也。文明本有大学士，为宰相兼职，又有学士，为诸学士之首。后以文明者，真宗谥号也，遂更曰紫宸。近世学士皆以殿名为官称，如端明资政是也。丁既受命，遂称曰丁紫宸。议者又谓紫宸之号，非人臣之所宜称，遽更曰观文。观文是隋炀帝殿名，理宜避之，盖当时不知。然则朝廷之事，不可以不学也。
王冀公钦若罢参知政事，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，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。时寇莱公在中书，定其班位，依杂学士，在翰林学士下。冀公因诉于上曰：“臣自学士拜参知政事，今无罪而罢，班反在下，是贬也。”真宗为特加大学士，班在翰林学士上，其宠遇如此。
景祐中，有郎官皮仲容者，偶出街衢，为一轻薄子所戏，遽前贺云：“闻君有台宪之命。”仲容立马愧谢久之，徐问其何以知之？对曰：“今新制，台官必用稀姓者，故以君姓知之尔。”盖是时三院御史，乃仲简、论程、掌禹锡也。闻者传以为笑。
太宗时，宋白、贾黄中、李至、吕蒙正、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，扈蒙赠之以诗云：“五凤齐飞入翰林。”其后吕蒙正为宰相，贾黄中、李至、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。宋白官至尚书，老于承旨。皆为名臣。
御史台故事：三院御史言事，必先白中丞。自刘子仪为中丞，始榜台中：今后御史有所言，不须先白中丞。杂端至今如此。
丁晋公之南迁也，行过潭州，自作《斋僧疏》云：“补仲山之衮，虽曲尽于巧心；和傅说之羹，实难调于众口。”其少以文称，晚年诗笔尤精。在海南，篇咏尤多，如“草解忘忧忧底事，花名含笑笑何人？”尤为人所传诵。
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，饮食过人，尤嗜肥猪肉，每食数斤。天寿院风药黑神丸，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，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，夹以胡饼而顿食之。淳化中，罢相知安州。安陆，山郡，未尝识达官，见公饮啖不类常人，举郡惊骇。尝与宾客会食，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，窥视公所食，如其物投桶中。至暮，酒浆浸渍，涨益满桶。郡人嗟愕，以谓享富贵者，必有异于人也。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如削，其饮食甚微，每析半饼，以箸卷之，抽去其箸内捻头一茎而食，此亦异于常人也。
宋宣献公绶、夏英公竦同试童行诵经，有一行者诵《法华经》不过，问其习业几年矣，曰十年也。二公笑且闵之，因各取《法华经》一部诵之，宋公十日，夏公七日，不复遗一字。人性之相远如此。
枢密曹侍中利用，澶渊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，议定盟好，由是进用。当庄献明肃太后时，以勋旧自处，权倾中外，虽太后亦严惮之，但呼侍中而不名，凡内降恩泽，皆执不行。然以其所执既多，故有三执而又降出者，则不得已而行之。久之，为小人所测，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，必又请之。太后曰“侍中已不行矣”，请者徐启曰“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”。或其亲信为言之，许矣，于是又降出。曹莫知其然也，但以三执不能已，亻黾亻免行之。于是太后大怒，自此切齿，遂及曹芮之祸。乃知大臣功高而权盛，祸患之来，非智虑所能防也。
曹侍中在枢府，务革侥幸，而中官尤被裁抑。罗崇勋时为供奉官，监后苑作，岁满叙劳，过求恩赏，内中唐突不已。庄献太后怒之，帘前谕曹，使召而戒励。曹归院，坐厅事，召崇勋立庭中，去其巾带，困辱久之，乃取状以闻。崇勋不胜其耻。其后曹芮事作，镇州急奏，言芮反状，仁宗、太后大惊。崇勋适在侧，因自请行。既受命，喜见颜色，昼夜疾驰，炼成其狱。芮既被诛，曹初贬随州，再贬房州。行至襄阳，渡北津，监送内臣杨怀敏指江水谓曹曰：“侍中，好一江水！”盖欲其自投也，再三言之，曹不谕。至襄阳驿，遂逼其自缢。
宋郑公庠初名郊，字伯庠，与其弟祁自布衣时名动天下，号为二宋。其为知制诰，仁宗骤加奖眷，便欲大用。有忌其先进者，谮之，谓其姓符国号，名应郊天。又曰：“郊，音交也，交者，替代之名也。宋交，其言不祥。”仁宗遽命改之。公怏怏不获已，乃改为庠，字公序。公后更践二府二十余年，以司空致仕，完享福寿而终。而谮者竟不见用以卒。可以为小人之戒也。
曹武惠王彬，国朝名将，勋业之盛，无与为比。尝曰：“自吾为将，杀人多矣，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。”其所居堂室弊坏，子弟请加修葺。公曰：“时方大冬，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，不可伤其生。”其仁心爱物盖如此。既平江南回，请阁门入见，榜子称“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”。其谦恭不伐又如此。
真宗好文，虽以文辞取士，然必视其器识，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，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，更察其形神磊落者，始赐第一人及第，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。徐《铸鼎象物赋》云：“足惟下正，讵闻公饣束之欹倾；铉乃上居，实取王臣之威重。”遂以为第一。蔡齐《置器赋》云：“安天下于覆盂，其功可大。”遂以为第一人。
钱思公生长富贵，而性俭约，闺门用度，为法甚谨，子弟辈非时，不能辄取一钱。公有一珊瑚笔格，平生尤所珍惜，常置之几案。子弟有欲钱者，辄窃而藏之。公即怅然自失，乃榜于家庭，以钱十千赎之。居一二日，子弟佯为求得以献，公欣然以十千赐之。他日，有欲钱者又窃去，一岁中率五七如此，公终不悟也。余官西都，在公幕，亲见之，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。
国朝雅乐，即用王朴所制《周乐》。太祖时，和岘以为声高，遂下其一律。然至今言乐者，犹以为高，云今黄钟乃古夹钟也。景祐中，李照作新乐，又下其声。太常歌工以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当铸钟时，乃私赂铸匠，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，歌乃协而成声。而照竟不知。以此知审音作乐之难也。照每谓人曰：“声高则急促，下则舒缓，吾乐之作，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，而人物之生亦当丰大。”王侍读洙身尤短小，常戏之曰：“君乐之成，能使我长乎？”闻者以为笑。而乐成，竟不用。
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，虽京师不能造，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。公尝知邓州，而自少年富贵，不点油灯，尤好夜宴剧饮，虽寝室亦燃烛达旦。每罢官去后，人至官舍，见厕溷间烛泪在地，往往成堆。杜祁公为人清俭，在官未尝燃官烛，油灯一炷，荧然欲灭，与客相对清谈而已。二公皆为名臣，而奢俭不同如此。然祁公寿考终吉，莱公晚有南迁之祸，遂殁不返。虽其不幸，亦可以为戒也。
故事：学士在内中，院吏朱衣双引。太祖朝，李为学士。太宗在南衙，朱衣一人前引而已，亦去其一人。至今如此。
往时，学士入札子，不著姓，但云学士臣某。先朝盛度、丁度并为学士，遂著姓以别之。其后遂皆著姓。
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，少年居富贵，性豪俊，所至延宾客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。罢枢密副使，为南京留守，时年三十八。幕下王琪、张亢，最为上客。亢体肥大，琪目为牛；琪瘦骨立，亢目为猴。二人以此自相讥诮，琪尝嘲亢曰“张亢触墙成八字”，亢应声曰“王琪望月叫三声”。一坐为之大笑。
杨文公常戒其门人，为文宜避俗语。既而公因作表云“伏惟陛下德迈九皇”，门人郑戬遽请于公曰：“未审何时得卖生菜？”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。
夏英公竦父官于河北，景德中，契丹犯河北，遂殁于阵。后公为舍人，丁母忧。起复，奉使契丹，公辞不行，其表云：“父殁王事，身丁母忧。义不戴天，难下穹庐之拜；礼当枕块，忍闻夷乐之声？”当时以为四六偶对，最为精绝。
孙何、孙仅俱以能文驰名一时。仅为陕西转运使，作《骊山》诗二篇，其后篇有云：“秦帝墓成陈胜起，明皇宫就禄山来。”时方建玉清昭应宫，有恶仅者，欲中伤之，因录其诗以进。真宗读前篇云“朱衣吏引上骊山”，遽曰：“仅小器也，此何足夸？”遂弃不读，而“陈胜”、“禄山”之语卒得不闻。人以为幸也。
杨大年每欲作文，则与门人宾客饮、博、投壶、弈棋，语笑喧哗，而不妨构思。以小方纸细书，挥翰如飞，文不加点，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，门人疲于应命，顷刻之际，成数千言，真一代之文豪也。
杨大年为学士时，草《答契丹书》云“邻壤交欢”，进草既入，真宗自注其侧云“亏壤、鼠壤、粪壤”。大年遽改为“邻境”。明旦，引唐故事：学士作文书有所改，为不称职，当罢。因亟求解职。真宗语宰相曰：“杨亿不通商量，真有气性。”
太常所用王朴乐，编钟皆不圆而侧垂，自李照、胡瑗之徒皆以为非。及照作新乐，将铸编钟，给铜于铸泻务，得古编钟一枚，工人不敢销毁，遂藏于太常。钟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铭曰：“粤朕皇祖宝钟。粤斯万年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叩其声，与王朴“夷则清声”合，而其形不圆而侧垂，正与朴钟同，然后知朴博古好学不为无据也。其后胡瑗改铸编钟，遂圆其形而下垂，叩之掩郁而不扬，其钟又长甬而震掉，其声不和。著作佐郎刘羲叟窃谓人曰：“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，必有眩惑之疾。”未几，仁宗得疾，人以羲叟之言验矣。其乐亦寻废。
自太宗崇奖儒学，骤擢高科，至辅弼者多矣。盖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二十三榜，由吕文穆公蒙正而下，大用二十七人，而三人并登两府，惟天圣五年一榜而已。是岁王文安公尧臣第一，今昭文相公韩仆射琦、西厅参政赵侍郎概第二、第三人也。予忝与二公同府，每见语此，以为科场盛事。自景祐元年已后，至今治平三年，三十余年十二榜，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两府者，亦可怪也。